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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是中国和蒙古国建交60周年、5月31日《中蒙友好互助条约》签订49周年。蒙古国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个神秘而又陌生的国家。5月14日，本报记者在北京专访了前驻蒙大使黄家骙。
内蒙古与蒙古国开展经贸合作互补性强
北方周末报：蒙古国与内蒙古自治区毗邻，请您谈一下内蒙古与蒙古国的经贸往来现状。
黄家骙：过去中国曾把蒙古国称为“漠北蒙古”或“外蒙古”。当谈及中国的内蒙古自治区时，自然要把内蒙古与“外蒙古”联系起来，内蒙古自治区与蒙古国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内蒙古是中国最早与蒙古国开展经济合作的省区。目前在内蒙古与蒙古国的3210公里的边界线上共有8个边境口岸进行贸易和开展各方面的交流。据有关材料统计，2007年两国贸易额达10.87亿美元。更可喜的是，进入21世纪，双方的合作已经由单一的日用消费品和原材料的进出口扩大到资源开发、加工装配、农业种植、畜产品加工及工程承包等多个领域。
内蒙古与蒙古国开展的经贸合作的互补性强，合作效果好。内蒙古已在蒙古国成功地举行了多次出口商品的展销会，内蒙古的农副产品和轻工业产品的知名度在蒙古国进一步提高。目前，在中蒙经济和科技委员会设立了内蒙古与蒙古国的“中蒙常设协商工作小组”，每年召开一次会议，讨论双方合作的有关问题，进展顺利。
60年代的蒙古国经济生活情况比较好，教育程度比较高。内蒙古人的一句口头禅是“赶超外蒙古”。自20世纪7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蒙古朋友每次来中国访问参观，他们之中又出现了一句新的口头禅，就是“赶超内蒙古”。这种说法的改变，反映了两国经济社会情况的巨大变化。
内蒙古自治区作为离蒙古国最近、联系最多的省区，其与蒙古各方面来往与日俱增，成为发展两国关系的“桥头堡”，日益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中蒙两国经济贸易合作前景广阔
北方周末报：请您谈一下中国和蒙古国经济贸易合作的发展前景？
黄家骙：随着中蒙政治关系的发展，两国互惠互利的经济贸易合作得到了顺利的发展。特别是2003年，国家主席胡锦涛访蒙时双方商定将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作为今后合作的重点领域，为两国经济贸易合作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蒙古国有丰富的铜、铁、石油、煤等自然资源，中国有资金，有先进的技术、设备，开展经贸合作前景广阔。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开发矿产资源应该是扩大两国经贸合作的有效途径。目前，中方企业正在同蒙古苏赫巴托、东戈壁、色楞格等省商签有关石油、铁矿、开采和勘探方面的多项合作协议。
应该说，国际和两国关系的大环境都有利于经贸合作的开展，两国先后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两国的市场更加开放，关税进口限制正在放宽。2008年，习近平副主席访蒙时双方签定了《中蒙经贸合作中期纲要》中方提出了全面推进两国合作交流的四点建议。这些都为两国经贸伙伴关系进一步深入发展开辟了新的天地，增加了新的内涵。
蒙古国国民学习汉语成风
北方周末报：现在的蒙古国与原来相比，在经济和文化上有哪些变化？
黄家骙：经济上，由于蒙古国经济结构以畜牧业为主，比较单一，现在蒙古国也在搞市场经济，可以说市场是比较繁荣的，总的来说，蒙古国现在已是西方化的生活方式了，特别是城市。比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蒙古国的知识分子还是习惯穿着蒙古袍，但是现在一般都穿西服。
另外，蒙古国国民总的受教育程度是很高的，文盲比较少，如果和蒙古国人接触多了，我想你们也会对他们学习外语的能力感到惊讶。他们的教学设施虽然比较破旧，但是教育很有一套章法。
目前，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在蒙古国学习汉语的人数越来越多。随着蒙中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和中国国际地位的增强，将会有更多的人学习汉语。近两年，蒙古政府十分重视汉语教学，提倡汉语教学从儿童抓起。过去，俄语或英语是孩子们的首选外语，现在不同了，有不少的蒙古孩子选择学习汉语。蒙古国已经出现了“中文热”。为了适应汉语学习的需要，提高汉语水平，今年，乌兰巴托又有23所中小学校开设了汉语提高班。
中蒙关系的五个阶段
北方周末报：今年是中蒙建交60周年，您从1973年进入蒙古国见证中蒙两国外交关系的风风雨雨，请您谈一下半个多世纪中蒙关系的演变。
黄家骙：回顾中蒙关系的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脉络，这就是睦邻友好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具体回顾这段历史，大致可以划分为五个时期：
50年代，中蒙苏三国政府签定“组织铁路联运协议”；中蒙签定了邮电、航空、互供货物，经济和技术援助以及派遣中国工人参加蒙古生产建设等协议。1957年蒙古国在内蒙古呼和浩特设立领事馆。
1960年两国签定了“中蒙友好互助条约”，这是对两国关系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律文件。在此期间，两国高层互访，极大地推动了两国关系的向前发展。
第二个时期是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的“冰冷”时期，两国在意识形态方面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国家关系恶化，但仍然维持着外交关系，保留了贸易、铁路、气象等少数部门的往来。
第三个时期是70年代初至80年代中期的“冷而不断”时期，双方意识形态分歧如旧，但关系趋于缓和，互派大使和常驻记者，人员往来增多，解决了边界联合检查等双边事务，贸易往来有所恢复。
第四个时期是80年代中期至80年代末的“解冻”时期。随着中苏关系解冻，中蒙两国恢复了友好关系，外长进行互访，签定了领事馆条约等重要文件，两国关系逐步正常化。
第五个时期是90年代至今的“成熟”时期。1990年蒙古大呼拉尔主席团主席奥其尔巴特访华和1991年杨尚昆主席访蒙，标志着两国关系的正常化。
进入21世纪，两国政治关系达到新高度，双方关系增加了新的内涵，经贸、文教、军事等领域合作进一步扩大。
自上世纪中叶起，蒙古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加入了社会主义“大家庭”。90年代开始，又随着国际潮流走上了民主化的道路。如今，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蒙古国经过不断的努力和发展，正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闫智慧 ）
黄家骙：驻蒙20年，我无怨无悔
黄家骙，广东南海人， 196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蒙古语专业，进入外交部工作。五次被派到驻蒙古使馆工作。1999年9月起任驻蒙古国大使。2003年10月离任回国前，蒙古国总统巴嘎班迪授予黄家骙蒙古三级荣誉勋章——“北极星”勋章，以表彰其为中蒙友谊做出的贡献。现为中国蒙古国研究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地区安全研究中心顾问、特约研究员。
5月15日，北京海淀区一楼房里。本报记者见到了曾经担任驻蒙大使的黄家骙，他坚持让本报记者称他为老黄。黄家骙的书房里，一幅来自蒙古国的皮画挂在墙上。皮画上画着草原、牛、羊和蒙古包。他说：“虽然是一名广东人，但我却有着浓重的蒙古情节，北京很多朋友称我为‘蒙古通’。”
与蒙古语结缘
黄家骙祖籍在广东省南海县上柏乡。与其他孩子一样，他少儿时代也有过许多梦想，想当演员、作家、记者……但最大的理想是当一名粤剧演员。
为了实现文学、戏剧梦，高考时黄家骙报考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渴望成为一名戏剧家。
1960年8月底，黄家骙怀揣着北京大学中文系录取通知书，与两个考取北大的同学一起，坐上了去北京的列车。
黄家骙的到来，受到了北大师生们的热烈欢迎。他们给这些来自外地的同学做了热情的介绍，希望他们了解专业后再报志愿。黄家骙考虑到高中时学的是俄语，与蒙古语相近，学起来可能比较容易，所以蒙古语成了他填报的三个志愿中的一个。之后，学校决定把他招入蒙语班。从此，黄家骙与“蒙古”结缘。
亲历中蒙边界联合勘查谈判
1965年9月，黄家骙被分到中国外交部工作。
1973年2月23日傍晚，他乘上了89次北京——乌兰巴托的“小列”（当时北京——莫斯科的国际列车称为“大列”，乌兰巴托的列车称为“小列”），从此开始了中国驻蒙古国大使馆的工作。
在中国驻蒙古国大使馆工作期间，黄家骙有幸参与了中蒙边界联合勘查的谈判。
1962年底，中蒙两国正式签订边界条约前，关于中蒙边界，蒙方一直认为，两国边界“早已划定”。但此前并没有对中蒙边界的具体位置和走向有所规定，也没有负载任何划界地图。因此，当时，中蒙两国边界并没有经过两国谈判并正式勘定，也没有一条双方共同承认的边界线。
“边界联合勘查的谈判，关乎国家领土主权，每一个谈判代表都深知自己肩负的责任。‘寸土不让’，是我们必须坚守的原则，绝不能让祖国的一寸土地从我们手中丢失。”黄家骙说。
根据双方商定的原则，河流改道后应以现河道中心为界，同时要将新出现的岛屿和沙洲进行调整。商谈时，双方人员争论得面红耳赤。
会议最后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形成最后文件。这个时期，双方的秘书和翻译最忙。黄家骙首先提供初稿，蒙方研究后提出一个新的意见稿。双方将两个意见稿进行对照研究，提出本方的方案，双方以秘书为首的 “秘书团”开始坐在一起，字斟句酌，逐字逐句进行修改。
“要想达成协议，双方都要作出妥协，以便找到折中点。这种‘马拉松’式的谈判真是个苦差事，但能磨练人的耐性和毅力。”黄家骙说。当双方经过“努力”，拿出一份双方达成协议的《纪要》稿时，黄家骙整整瘦了一圈。但是，黄家骙为完成维护祖国领土完整的重要使命而倍感欣慰。
黄家骙的蒙古国外交印象
1999年7月3日，黄家骙正式被任命为中国驻蒙古国特命全权大使。经过20世纪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和国内发生的“民主运动”，蒙古国吸取了正反两方面的教训。进入新世纪，在全球化大环境的影响下，蒙古国的外交更趋积极和活跃。
据黄家骙在蒙古国工作期间观察，蒙古国外交政策的调整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同俄、中两大邻国“均衡”交往作为对外政策的“主要方针”；二是根据“第三邻国”理论积极发展同美、日、德等四方国家的关系；三是谋求加入APEC等国际和多边组织，成为伤害合作组织观察员国，积极参与东北亚和亚太地区的经济与安全合作，关注东亚峰会和10+3等多边活动；四是加强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加快本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黄家骙所接触的蒙古国政党负责人都毫不例外地表示，支持已实行的对外政策。这说明这一政策方针符合蒙古实际，赢得人心，在各政党中达成了共识。
近年来，蒙加强了对外宣传，积极走上世界舞台，参与国际双边和多边活动，其国际知名度和影响正在得到提升。现在，一个正在发展中的蒙古国已被世界上更多的国家和人民所了解和熟知。
黄家骙在同对外关系部、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执政党领导人交换对国际问题的看法时感到，在国际大气候变化的情况下，蒙古领导人的思维也在不断更新和变化。
2003年8月19日，黄家骙接到外交部的调令，至此结束了在蒙古国的历史使命。
黄家骙在向外交部呈送的离任报告中这样写到：“自1973年以来，我在蒙古国整整工作了20个年头，为促进中蒙关系，加强中蒙人民友谊与互相理解做了自己应做的工作，对此我无怨无悔。”（闫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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